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是人民财富迅速积累的三十年、是引进来走出去的三十年、是人性充分解放的三十年。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人”是其中最刚毅的线条、最浓重的色彩。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三十年来，是他们打破制度的桎梏、是他们创造社会的财富、是他们引入先进的文化，是他们推动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就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奋斗、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
人民缔造历史、历史也牢记人民。记住他们的快乐、痛苦、激动、彷徨、辛酸与欢笑。改革开放三十年，个体的命运出现了迥异的变化，有的人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取得了成功。有的人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逐渐的边缘化。但无论是谁，他们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在这里，我们记录下改革三十年中几个亲历者的成长故事，这些典型的样本人物反映了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通过他们的经历，可以管窥到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展现出在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如何把握自身的命运。
《钱经》50期，恰逢奥运盛会在中国的召开，中国经济发展也处在转型的节点。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未来三十年，中国社会依然会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你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财富的分享者，你，能否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
关键词：央企改革、调剂外汇制度、商品许可证
改革开放三十年，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革的命运最牵动人心。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国企改革的历史。目前来看，国企改革仍未结束。
陈光全：亲历国企改革14载
如今，44岁的陈光全在四环生物产业集团CEO位置上已经干了近8年。而此前的14年，他则一直在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现中国中化集团)工作，从普通的业务员到一方“诸侯”，“官”至副局级企业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从个人的职业发展生涯来说，从国企到民企后的8年里，他摆脱了很多束缚，透过企业的兼并、收购及资本运作，协助“老板”让一个有着几十亿资产的民营企业通过制度化的管理而日渐壮大。不过，谈到14年的国企生涯，陈光全对于“中化”这样的国企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毕竟14年间，他亲历了改革路上的种种变化。
曾经历的“后官商时代”
大学时代的陈光全对于企业管理便有着浓厚的兴趣，1984年7月，刚读完大一的他在参与了武汉洗衣厂的调查后，便在经济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这也让他破格地由国际金融系转入经济管理系。“那时候，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我经常翻阅经济类杂志，关注经济界的研究热点，像当时提到的‘利改税’、‘企业活力’“横向联系”等，都是边学习边研究，大学4年间便发表了16篇经济论文。”在陈光全心中，大学期间经济管理知识的充分积累，为他后来的发展做了扎实的铺垫。
1987年大学毕业后，陈光全得以顺利进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工作。“当时处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进出口权是垄断的。像农药、化肥、石油、橡胶等产品进口，只有凭借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的合同，才可以报关。”陈光全回忆，“当时外经贸部实行商品许可证制度，于是也衍生出一批倒卖许可证的商人。许可证制度也让很多国有企业透过这一垄断便利赚到了很多钱，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官商的习气。于是，当时流行这样的话：门难进，脸难看，事情更难办！”
1987到1992年的5年里，陈光全由中化的一名业务员到副科长、科长。在体会着国企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他总结这段时间亦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经营期，由此更衍生了许可证买卖的投机倒把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垄断经营下的腐败，这一阶段有点像官商时代的尾期！有点暮色苍茫看劲松的感觉。”陈光全笑称。
在这个阶段，陈光全做出了两件主动而为的事，在今天看来，都颇具职业发展眼光。“1988年，当时的官商作风太浓了，严格限定二三十种进出口商品，于是很多人都呼吁，进一步放开进出口的种类。”看到机会后，陈光全主动请缨开展自营业务，“就是除了进口计划内的产品外，我们选择国内最紧缺、最好销售的产品进口，然后直接销售给最终客户(工厂或公司)。这样一年下来，占进口量不足1/10的自营业务量，却带来了超过1/5的利润。”
而第二件举措则是“维系客户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农资总公司也在积极争取农药的进口权。“两家公司共同竞争客户，我们只有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维系更多的客户。于是，结合自己的业务经验及知识学习，撰写出版了26万字的《农药营销管理指南》一书。这不仅给客户以知识上的服务，更让很多人觉得中化还是最权威、更周到的服务商。”陈光全总结道，“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意识地用市场供求关系的思路，逐步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迈进了！”
“头脑发热期”的来由
“自1992开始，市场经济概念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对于改革，虽然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国有大型企业不能改，一种是市场客户要打破垄断必须改。而在实际工作中，中化已经在原有取得的优势上，开始整合客户市场。1992年8月，我被调到中化北海有限公司任职总经理。”陈光全回忆，“中化开始打破以往的进出口业务格局，开始进入更多领域，进口产品甚至拓展到钢材、粮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此后，外汇控制开始放开，出现调剂外汇。“此前，在严格的外汇控制下，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而放开后，国家计划一部分，外汇市场调剂一部分，调剂部分为1美元兑9元甚至11元人民币。这样，调剂外汇制度不仅刺激了自营出口,也使得自营进口业务成为积极争取的项目。”而当时调入中化北海的陈光全两年内，在外贸进口业务中便创造了近千万的利润。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由放开统一计划开始转入企业自主经营的过程中，企业放开搞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很多企业看到哪些商品好销，便盲目购进；有了钱便盲目投资建项目，结果重复建设、摊子过大、资源浪费等等很多问题便出现了。当时的中化和很多国企一样，也处在一个头脑发热期，参与到很多项目建设，而新项目的人才、管理、绩效又跟不上，大进大出带来了资金的大量沉淀。最终使得中化面临现金链紧绷、甚至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的困境。”
充当“救火队员”的日子
1995年3月，陈光全调任中化总公司企管部副总经理。“那时中化的分支机构国内外加起来就有100多家，这在当时的公司体系上看来摊子过大了。”陈光全谈到当年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的举措依然很沉重，“总公司就像一支救火队，各级公司总经理就像救火队员。中化开始了全面清理整顿，对于亏损的经营项目和公司进行关、停、并、转，裁减机构，努力增加现金流。”
1995年到1998年的四年，中化一直在努力度过最困难期。而正是这种及时地“救火”战，让中化开始向现代企业管理迈进。“不仅内部全面收缩整顿，中化更借助外力，聘请国外咨询机构梳理解决内部问题。”陈光全谈到，“那时推行的ERP企业战略，不仅解决了庞大的不良库存和应收账款，更建立了风险管理系统。通过完善的前台、中台、后台风险管理平台，使得企业在战略管理上有了清晰的方向。”
在规范的公司制度化管理下，中化摆脱了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投资风险，在企业人事任免、财务管理上更加的科学化。“记得1992年我去北海任职时，公司连财务人员都没有随同派出。完全是靠对人的信任而不是制度管控。而改革后，各级财务经理的人事任免和薪酬安排全由总公司统一调动。每月公司都会组织战略质询会，几十个处长汇报各自公司的发展情况，向刘德树总裁‘逐一过堂’。压力不断增大，而给予个人发展的机会也更多了！”1997年到1999年底，陈光全先后被任命为中化金桥国际贸易公司、中化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9年底，当总公司进入稳健经营，并逐步消化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陈光全主动请缨到中化山东进出口集团公司工作。“当时中化山东公司属于濒临倒闭的状态，我刚到任时，有着1200多名员工的公司只有600人上班。而上班族中仅小车司机就有37人。”再次充当救火队员的陈光全将总公司的改革系统运用到山东公司，“那时总公司的《中化报》几乎每期都有我们山东公司的改革报道，连续20余期连载。经历一年半的改革，公司走向了再生！”
留恋 基于持续的关注
“前些时，中化山东公司总经理谢险峰来京参加长江商学院的EMBA学习，还谈到公司现在每年都会有几千万的利润额。我感到十分欣慰！”2001年，陈光全被“四环”集团从中化挖走并任职CEO，当他谈到当年经管的公司依然很亲切，对当初的同事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不免为之骄傲。
如果说，8年前从国企的离开，是想摆脱太多的束缚，“感觉总公司就像一个大的贝壳，而自己掌管的分公司就是依附于总公司才可生存的海螺。每项决策、每项业务都要经过严格的体系决策，不到几个月都批不下来，而批下来时，很多时候都错过了市场机会。除此，14年的国企生涯，也仅能熟悉有限的几种商品经营，对于企业管理的接触面也较窄。”那么，当时的民企“四环”恰好给了他充分发挥企业管理的空间，8年中，“四环”通过整合、收购、兼并等资本运作，日益壮大。
自2001年8月加盟四环，离开国企转战民企的陈光全，更在不断地关注着国企的发展变化。“中化在经历了全面的改革后，将贸易和实业结合起来，以综合服务商为定位，更在这些年通过控股、参股很多上市公司的形式，打造出众多产业链。而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的企业运作通过实业有效扩张与资本营运相结合的方式，从资源控制到产品生产，再到渠道控制，正在形成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老大。”陈光全谈到“老东家”中化时满腹感慨，“中化由原来的贸易型公司逐步向资源型、生产型延伸，并不断细分行业，做大行业，远不是以往的产品贸易型公司了。通过做产品发展为做行业，透过行业话语权来谋求相对垄断的利润，无疑是企业追求的目标。”
而在国企与民企的发展比较上，陈光全更坦言，“作为国家主力队的国企，有着监管、规范、体系化的管理体制和优秀的人力资源团队等几代人培育出来的优势，是民企无法比拟的。当然民企在相对不利的竞争局面下，凭借灵活的机制依然能寻找到发展的空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因为冗员庞大、机制和观念落后，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难点。而在其变革的过程中，个体的命运更是令人感慨。在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下，他们期待着新生。
一个东北老国企的重生
从员工到车间主任，从国营大厂到民营企业，谢青超在一个工厂里见证了东老工业基地的繁盛与失意。1978年，21岁的他上山下乡归来，进入毛纺厂，成了一名国企工人，年底开始改革开放。2008年，51岁的他担任该毛纺厂车间主任四年，民营企业干部。
从文革中走来
“我是这样读完十年书的，65年上学，66年开始文革，75年毕业，上山下乡，76年文革结束。”谢青超就是这样到了吉林省桦甸，成为了一名知青。1978年，各企业到农村面向知青们招工。“完全看表现，表现好就早些回城，表现不好就晚一些。”谢青超在国企统一招工中回到了城里，成为原吉林市毛纺厂的一名挡车工，半年后成为一名保全工。
八十年代，谢青超主要担任生产班的班长，带领着一百多人干了六、七年。“那时候是四个生产班连轴生产，我主要是安排倒班和具体生产。当时工资涨得特别频繁，那时真是国企的黄金期。”刚参加工作时，谢青超拿的是学徒工资，每月25元。到了八十年代国家工资改革，工资已经涨到七十多，不久又涨到一百多，二百多。进入九十年代，谢青超的管理范围扩大了，开始管理一整个车间，成为一名生产调度。他的工资里开始出现奖金，奖金的发放标准主要是根据工作等级和职务。
九十年代初，正是“下海”的热潮席卷全国的时候。但是位处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的毛纺厂却依然很平静。那时候“下海”的人都需要办理“停薪留职”，“但是厂子里办停薪留职的人很少，那些下海的人 都是看得比较早，比较远的”。毛纺厂的工人受技术限制，“下海”的并不多，一般是到南方的毛纺厂继续做老本行，收入明显比在国企多，“其他的人都是有‘路子’的”。
衰退，初现端倪
九十年代，民营企业凭借机制灵活，工作效率高而蓬勃发展。但国有毛纺厂却被陈旧、繁冗的内部制度和人浮于事的问题困扰，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下降、订单变得越来越少。“九十年代我们进行了两次重组。”
这两次重组分别在93年和97年。“重组就是一种脱壳”，谢青超这样描述这个拥有3000多人的国有厂子的重组，注册一个新的名字，对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下岗一批，预退一批、退休一批。每次重组后厂子的工作效率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好了一年半载后，就又不行了。那个时候国家鼓励出口，但是我们必须拿到配额才能出口。”
这个老工业基地的老厂子就在重组中度过了九十年代，企业内部管理不善的问题日益暴露，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
改制之痛
进入2000年，当全世界开始在重新想象中国的未来时，毛纺厂却正在走向另一种极端。2002年，由于管理问题影响生产，加上企业负担过重，毛房厂开始无法正常向职工发放工资。厂子运作完全靠政府贷款支撑。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开始实施。2004、2005年期间，厂子基本停产，工人开始放假。改制，被提上日程。毛纺厂的职工们不得不面对伴随着改制而来的“阵痛”，是去是留，成了最大的问题。
“铁饭碗”要被打破了，“很多人对改制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就为了保住铁饭碗。”这两年里，市政府为毛纺厂进行了多次的招商，但由于对职工安排、待遇、厂子生产方向等问题的异议，招商并未成功。期间，职工们多次就各类问题上访、起诉、甚至到市政府门口挂条幅抗议。“特别是年龄大的工人最抗拒改制，”他们家庭负担重，技术单一，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大，不久就要退休，再就业很难。“而且很多老工人心理不平衡，总觉得丧失了国有员工的身份是自己被遗弃了，丧失了工作的安全感。”由于是多年的大厂子，很多员工不仅是自己在厂子工作，子女甚至子女的配偶都在一个厂子里工作。下岗直接威胁了全家的经济支柱。众多抵触改制的人群中，他们的声音特别强力。
“但也有不闹的，有一部分人觉得厂子停产，没有工资发还不如改制使厂子重新‘活’起来”，谢青超回忆到，但这种人大多数都比较年轻，不担心下岗找不到工作。“也有的人觉得厂子改制，工人下岗是大势所需，‘胳膊拧不过大腿’，还不如趁早自谋生路。”在他的员工里就有一个工人，本人四十多了，技术一般，但面对下岗不吵也不闹，安心到农村去开了家养殖场，“几年下来，效益还不错。”
工人下岗，厂子的管理层也面临同样的危机。“干部其实和工人是一样的，能用的才留下，其他都下岗。”下岗的干部有的应聘到别的企业继续做管理，有的开始给自己当老板。谢青超的两个同事原来分别是在厂里管理销售和做工会干部，下岗后两个人都开了文化用品商店，虽同行但不合伙，“现在两个人发展得都挺好，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管理层都发展得好，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了，其中不乏昔日风光现在落魄的例子。”
从国有到民营
2006年，改制成为不能逆转的事实，为了让这个厂子获得新的生机，改制终于冲破了各种问题，成为现实。毛纺厂从国有企业变成了一家民营企业，再也没有“铁饭碗”。
原来3000到4000人的厂子，只留下了一半左右。“留下的员工中，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原来的岗位”，谢青超说自己的工资待遇和改之前的基本一致，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降低。在改制过程中，接收企业将核算中发现的保险漏报、虚报的部分及时补齐，解决了职工保障工作的一大漏洞。“改制开工第一件事就是大扫除”，谢青超带领所有的员工将厂子彻底清扫一遍。自己的工资条上新添了绩效工资，对超额生产和高质量的生产，新厂子都有明确的奖励标准，“同事们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了”。
随着管理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提高，订单也变得不那么难找。改制后，毛纺厂成为了一个正常生产，可以按自身需要选择订单的“万锭企业”。现在的谢青超依旧是厂子里的车间主任，但是要比几年前忙很多，并不常在办公室，打电话经常占线。
评述：
谢青超，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人的典型代表。上学期间遇到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接受太多的书本知识，更多学到的是对动荡生活的适应。经历上山下乡，艰苦的农村劳动强化了那一代人对城市工人生活的向往。在东北国有企业为主的城市经济体系中，从家庭到个人的发展都与国企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完整的国企保障体制下，他更习惯于在集体中寻找个人价值和归属感。当改革开放“下海”热潮到达东北时，这种信任和依赖使其和更多的人都选择留在国企。
国企人浮于事的管理制度已经无力承受改革开放的带来的竞争压力。“换汤不换药”的企业重组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希望，靠政府吃饭的老企业已经成为东北工业发展的桎梏。“东北老大哥”开始变得沉默。经济发展要“轻装上阵”，老企业终究要“断奶”，自力更生。在很多人为下岗而陷入恐慌和无助时，谢青超凭借个人能力坚守住了自己的岗位。文革中锤炼出来的适应力使他在全新的体制中迅速找到了自己位置，重新走回寻求向上发展的路径。
改革开放变更了老国企的所有权，但尚未完全改变老东北崇尚“稳妥生活”的意识。在赞同改制带来的新发展时，更多的老东北人仍会怀念国企带给自己的安全感。东北正在敞开胸怀迎接挑战，但还需要再多一些时间，和再多一些的投入。
链接：
2003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思路
2003年8月，党的十六大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
源开采城市发展接续产业”
2005年1月1日，中国纺织品出口配额取消
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东北地
区长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改革开放的进程伴随着思想解放，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新思潮涌动。学子们如饥似渴的阅读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艺术经典。这一代人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气质，商品经济的大潮虽然冲刷掉了他们年轻时的棱角，但并未磨灭他们心中的理想。
从书生意气到实业兴邦
“龙之媒”是国内知名的专业广告文化书店。作为拥有六家分店的徐智明，在小学时还曾迫于家里经济压力辍学两年。1979年春，徐智明回到了久违的校园，插班到小学三年级。“那个时候小，还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发现家里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在日用粮杂都需凭票购买的时期，徐智明发现好吃的东西开始多了起来，想吃花生、瓜子也不用等到过节了。
读书启蒙从政愿望
读书，贯穿了徐智明的整个中学生涯。“那个时候杂志很多,《读者文摘》，《故事会》都是那时出现的，还有被电影《少林寺》带起来的《武术》”徐智明回忆道“我还练过一段呢。”在那时的秦皇岛抚宁县，买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作为学生会主席，为了方便同学们买书，徐智明就在学校创立了一家书店。他开始把一些书从其他县的新华书店进过来的，销售给同学。小书店完全是由学生运作，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并没遇到什么意外的阻碍。
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稳定的家庭经济环境让徐智明可以安心的完成学业。从小学时的《少年报》到高中时的各种人物传记、从每周要读一到两本书的严格计划到高中时与学联通信，徐智明逐渐发现了政治家的影响力。“那时候有一本小说叫《新星》，非常流行，当时还改编成电视剧，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县委书记的故事，那本小说对我影响很大。从初三开始，我就有了从政的愿望。”1986年，徐智明入党。
火热的大学时代
抱着想要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最次也当个县委书记”的梦想，1987年，徐智明如愿走进了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那时候正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成，城市改革亟待展开的时候，众多经济学家、文学家都来到北大开课、演讲。”徐智明说，大学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里面总是有特别多的讲座。
1987年到1988年，中国经济持续过热。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历史最高记录。“那时的物价上涨对校园生活影响并不明显”徐智明回忆道，“但我一直在打工，卖书，卖衣服，写信封，在酒吧做服务员。”“发现最近流行什么样的书，我就专门进这一种书，然后在食堂门口摆地摊。”徐智明说“那时候《新思潮诗集》，《裸体艺术》特别好卖。”忙着卖书的徐智明并没有停止读书，“主要是读专业书，其它的就完全凭兴趣爱好了。自己当时读书并不挑，杂而泛。” “其实，创意就是对旧元素的重新组合，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元素’。” 从小学到大学的阅读习惯为徐智明的创意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到了大学后期，受大环境影响，校内的讲座有所递减，整个社会也弥漫一种迷茫的气息。徐智明和同学开始学会打麻将，“自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胖的”。而自徐智明大学毕业那几年，国家政府机关招人的名额变得很少，徐智明的从政之路愈加渺茫。
“下海”游出一个专业书店
在迷茫中毕业的徐智明进入了一家5000人的国有油漆厂，从北大的骄子变成一个“调漆工”，半年后进入厂子的党委组织部。“那时候的生活没有方向”，苦闷的他和一位拥有同样苦恼的研究生学长只能在办公室看电视。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吹活了中国大地。
1992-1994，被称为中国广告的“超高速发展期”，徐智明更愿意把那段超高速发展称为“狂飙猛进”，每一天都有新的广告公司诞生，无数年轻人做着“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的梦”。徐智明和学长就是从解闷的电视里看到了自己的新出路——广告。92年末，徐智明和学长一同“下海”。学长去了商战最前沿的“亚都”，而徐智明则到了中国邮政广告公司。这是一家国有广告公司，徐智明的工作是发掘客户，拉广告。
1994年，“集资”成为一个火热到烫手的名词。浩浩荡荡的集资大潮给了徐智明“一臂之力”，利用这一方式他开始了自己的书店生涯。“可能受北大整体气质影响，自己总是抱着一种想影响别人和自己的心态。那时候的自己有很多新想法，经常给领导写意见书。”徐智明的有关成立“广告人俱乐部”的意见得到了领导的重视。作为俱乐部的一部分，一个专业的广告书店开始通过企业内部集资的形式建立起来。“当时就是通过大家每人三千、五千的集资款凑够了20万。”
1995年，“北京广告人书店”正式成立，是一家国有企业承包给徐智明的集体所有制书店。
五年赢得属于自己的书店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是徐智明成立书店后最直接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小店只有两个人，最惨的一天，只卖了7毛钱。“如何盈利、如何做得更好，如何做得有价值，对行业有影响力”成为徐智明一直要思考的事情。
1997年，北京广告人书店开始实施股份化，开始了内部员工持股。同年，书店开始了双执照运作，徐智明以妻子的名义注册了“龙之媒”。在承包成立这家书店的时候，徐智明向领导做了口头的承诺五年还本付息。五年时间，书店从不知名的小书店，发展成为在行业内拥有高度认同度的专业书店、涉足出版、培训领域。徐智明最终在2000年还清集资款，连本带利共计40万。徐智明连同“北京广告人书局”的牌子和40万集资款一同还给了邮政广告公司。书店脱掉了“集体”的帽子，开始走自己的路。
“我喜欢新东西，做过很多超前的事，不过我坚信我的判断！”在经营书店的过程中，徐智明认为自己在追求一种理想的价值。“即使每年只卖出一本，只要是经典的著作，就一定会留在书店的书架上。”凭借这一理念，“龙之媒”成为了购选广告书籍的首选场所，同时也是广告书籍的邮购中心，并介入了出版发行。2006年，龙之媒又开始了对电子书和网络专业电子词典的新发掘。“现在正是顾客经济向服务经济过度的时候，‘龙之媒’已经开始从单纯考虑顾客对书籍的需求，拓展到对顾客订书形式和沟通方式。”
从1978年末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开拓了一个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从1979年回到校园重拾书本到现在开拓网络专业广告电子书，电子词典，徐智明用不断的创新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创了书店业的新领域。
评述：
徐智明，一个书生式的商人。从小喜爱阅读的他伴随着改革开放一同成长。他赶上了文革后期社会思想和文化生活空前繁荣的时期。压抑多年的意见和思想得到释放，周围充满了对社会发展的争论和个人价值的的探讨。大量的阅读使他对周围的生活有了自己想法和理想，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社会责任感催使他寻找一个支点。他的这种志向在北大找到了共鸣。
社会发展未能给这一批人充足的机会。一大批“北大人”转战商场，在利润的博弈中，用不同的方式阐述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徐智明自言，自己是在生意中寻求一种理想的价值。在徐智明心中，虽然金钱和物质正在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但是他的书店不能跟着变，那样做是非常“可悲”的。书店是一份生意，更是一种理想，徐智明正是通过一本本精心挑选的书籍来实现他“影响别人”的愿望。
文化大革命后，文艺创作的牢笼被打开，同时，在改革开放新思潮的影响下，一批文学青年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曾经很“酷”。不过，如今他们大多已经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压力，在浮躁的社会中远离纯净的文学。
当文学创作遭遇市场经济
“1999年7月15日，当我看到6月出版的《大家》将以往的封底诗画版变成了商业广告时，我便不再坚持了！连《大家》这样的杂志都在商品经济面前低下高贵的头了，我还在坚守什么纯净的文学!”从1986年入伍至今，现在已是正团职干部的赵琼更经历了20几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有过激情、有过困惑。如今已近不惑之年的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笔者依然感受到他内心的矛盾，有着对文学发展的担忧。他坚守着“面对人心，面对语言”为“逐日之途”上跋涉的手杖；但面对现实的经济生存压力，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无奈。
80年代 温饱下的精神创作
1988年，赵琼所在的连队里，很多战友都要求转业。“那时候，经济开放刚刚搞活，所以家里有关系的都纷纷要求转业回地方。”赵琼笑说，“部队上一个连长一个月的收入才60块钱，外边卖茶叶蛋的一天都能赚到30多块钱。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争着转业回家奔小康了！”
而此时服役两年的赵琼刚刚考上西安的军队士官学校，“就是转成志愿兵，还能在部队多呆上几年。大家都去奔小康，我来守边疆！”回忆当时的情景，赵琼笑谈到。“我没有想过要转业。1986年，我从山西运城夏县农村出来当兵时，我们那里刚刚能吃饱饭。来到部队后，感觉生活变得特别有意义。在这里不仅能够学知识、学技术，还能进行我喜欢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中，“80年代更被公认为诗歌的黄金时代。这段时期对于诗坛的文学创作者来说，是弥足美好、浪漫、幸福的岁月,也是中国新诗自1917年诞生以来最繁荣、开放、宽容、自由的诗歌经典时代。”沉浸在诗歌创作中的赵琼，回忆当年的诗坛，依然有些沉醉。“这一时期不仅有如艾青、牛汉等‘归来的诗人’不断地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还出现了‘新生代诗群’，有的称作‘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现代诗’、‘后崛起’、‘当代实验诗’等。这个诗群旗帜林立，主张多样。有秉持知识分子立场写作的诗人，其主要成员有王家新、孙文波等；有‘他们’文学社的韩东、于坚、朱文等；有“整体主义”的石光华、杨远宏、欧阳江河等；有‘非非主义’的周伦佑梁晓明等；有‘莽汉主义’的胡冬、等；有西川、海子、骆一禾等北京大学的一群；还有一批卓有成就的女性诗人，如翟永明、陆忆敏等。”
“诗歌创作需要不断的外界精神刺激，伴着那段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心理变化、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现象，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也成就了更多了创作者！”于是，赵琼没有被“转业奔小康”的潮流所动，变成了身在军营中的一位“吃军粮却靠写字为生的不文不武之人”。用他的话说，常常呆想，睁只眼闭只眼地去审视生活：一只眼审美，一只眼审丑；审美的这只眼睛叫散文、也叫诗歌，审丑的这只眼睛叫杂文。于是，当时的赵琼，写了很多散文、诗歌，并发表在《辽宁日报》、《解放军报》上，这亦给了他极大的创作热情。
经历1990年代文学贫瘠期
“那段时间很痛苦，常常都是耗尽心力写完的稿件，最终只能付之一炬。”赵琼回忆着90年代初的日子。89事件后，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兴起“去中国化”的潮流。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表现为一种无序、无主潮的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多人都不再读书看报了，下海经商成了社会时下人们的普遍追求。在军队中，也再次掀起了一股转业潮。”赵琼笑谈，“大家又都开始想着奔小康了！当时我在中央广播电台发篇稿子的稿酬只有2元，在解放军报发一篇稿子大概8元，这还是朋友们特别帮我申请到的最高稿酬。而发表作品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当时的报纸大多都是4版、8版，版面本来有限，副刊文学版更是少得可怜。”不过，当时的赵琼依然没有离开部队，在部队里继续着自己的文学创作。
“1991年路遥完成的《平凡的世界》对社会的关注意识与热情反衬出当前文学对现实的淡漠和激情的匮乏。因为自80年代后期起，现实关注精神就退出了文学舞台的主流(除了张平和周梅森等人的反腐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有自己的不足，但它们的现实关注热情还是有其积极意义)。此后，随着商业文化的冲击，文学越来越走向个人和自我，却失去了文学最根本的对人的关注。90年代文学日益被社会所遗忘。”而此刻，面对浮躁的现实环境氛围及文坛的低落，赵琼在创作的道路上亦走入自己的迷茫期。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在中国当代文坛引发了一场地震。《废都》出版时是两个印刷厂同时印的，一家印了25万册，一家印了20万册，正规渠道就将近50万册。书一出来，便掀起购书狂潮，好多外省的书商开着车，带着押车的，现钱去买。“当时是文化贫瘠期，《废都》顺应了时代潮流，抓住了某种历史情绪、历史意识。同时，这本书也迎合了社会上不同层次读者的口味，虽然从1994年这本书被禁很多年，但带给文学界更多的思索与讨论。”在赵琼心中，《废都》开创的文学地位是无可匹敌的，也让当时困惑的他看到了希望。
在90年代后期，一种做工精美的文学名著包装盒忽然流行开来，当时人们称其为装饰书。“在很多商人眼中，文化依然是崇高的。那时很多下海经商富起来的人，虽然有了钱，但感觉还需要文化的包装来提升个人身价。于是，最初的时候，一种包装精美的装饰书成为很多富人家中的摆设。”赵琼说，“流行一阵后，很多人觉得这种形式化不足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于是市面上便出现了‘御用文人’，富商们在出版文化界有了署名。”
对于当时文化圈的很多人来说，选择的路也许只有两条：要么甘当“写手”，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要么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着清贫的生活。如果抛开这两种选择，那么只有跳出文化圈去另谋生路……“所以当时很困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视文学创作为生命的赵琼最初选择了默默坚守。
放弃与收获
1998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报业市场也迎来了厚报时代。从以往的4版、8版拓展到24版、48版甚至到后来的100多版，报业生态圈内更增加了各种不同读者定位的报纸。在人们欢呼“知识爆炸时代”到来的同时，商业利益驱使下的文学媚俗化也一并呈现。
1999年，对于赵琼的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就像前文提到的，当看到《大家》这样以“唯雅”创刊的杂志都不免媚俗追求商业效益，“我干嘛还一个人苦苦坚守！”赵琼笑称，“以前我笑那些替别人撰文的人，是出卖灵魂的妓女，没想到自己也不得不沦落了！”这种放弃，对于一个坚守文学阵地的创作者来说也许是痛苦的。“我们都年轻过，都有过为之付出过代价的幻想；但日子要过，太阳还要温暖我们以后每一个日子！”赵琼在给友人信中的这句话，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心境。
如今，已近不惑之年的赵琼，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亦有了自己的收获。已经出版了6本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品，“只可惜很多90年代写的稿件全部烧毁了，其实有很多不错的作品，但现在想再重写已经不太可能。”
谈到近年的文学发展，赵琼感慨，“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和文坛的变化似乎越来越多：各种写法多了，作品类别与印数增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作家比过去多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少了……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越来越突出，一些新派作家辛辣大胆的做派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如王朔、及80年后为代表的郭敬明、韩寒。”
赵琼不无担忧的谈到，“现在纯文学的刊物生存越来越难了，《诗刊》是代表中国诗歌艺术最高水平的诗歌类刊物，在纯文学刊物特别是诗歌刊物中，几近世界最高水平；而基于资金压力，难以为继，不得不放下架子为赞助的商人‘润色’诗作。再就是《人民文学》，这本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水准、发行量最多时达１００多万册、在中国最具权威、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如今不仅风光不在，也不得不面对生存问题。”赵琼痛心地谈到，“文学刊物不再神圣的时候，便没有了文学。”
赵琼，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现在空军某部工作。
人物述评：
赵琼自称其是“吃军粮却靠写字为生的不文不武之人”。因为自幼出身贫苦，所以入伍后很珍视军队中的创作大环境。在军营中，曾经历两次“奔小康”的退伍潮，而乐于文学创作的他，曾“高傲”的埋头创作，虽然也有过困惑，而坚守纯粹的文学创作成为他当初的选择。不过，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渗入，面对现实的生活压力，甚至说找到了自己放弃坚守的突破口——“《大家》杂志都低下高贵的头了！”他亦开始了商业创作。
2005年5月，笔者去外地的一次采访中，与赵琼结识，而那次外出对他而言亦是一次具有经济创收的出行。其间，在大家的聊天中，赵琼谈到《废都》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不可颠覆的文学价值时，当地某杂志主编就此问题与赵琼争论的甚是激烈。作为旁观者，只记得赵琼忽然不去和那位主编探讨了，而是讲起了“鱼翅不是粉条”的笑话。在场众人听后，都不免大笑起来。而转瞬间，那位主编一脸羞愧，再不做声。那次的接触，让笔者深深地感受到其幽默间不乏文人的傲骨之气。
而此次的采访，谈话间，他依然不乏幽默地谈论着自身的年轻时的激情、理想，甚至毫无避讳地谈到自己的“沦落”——开始为了商业利益帮别人润作。而谈到文学的发展未来，他又开始变得激愤，谈论间，更亦能感受到其内心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忧虑与焦灼。
